摘要：本文以美、台等地解密档案为基础,辅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以及其他已出版的中英文回忆录与新公开之史料汇编等材料,对—年蒋介石去世前后,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诸多“外交”折冲秘辛,进行新的检视。文中分析台湾当局撤换派驻美国办事机构负责人风波、台湾军方采购盗窃鱼雷案、蒋介石丧礼、中南半岛形势与福特总统访问中国等诸多个案,尝试还原并重新建构年代美台关系的复杂面貌,以期能为冷战时期美台关系史之研究,奠定扎实基础。关键词：蒋介石;福特;基辛格;中南半岛;沈剑虹一、前言年4月5日深夜,蒋介石在睡眠中于台北士林官邸溘然长逝,享年89岁。蒋介石去世前后,台北国民党当局所面临的一项沉重挑战,是如何维系与美国之间已形藕断丝连的“外交”关系。这其中又牵涉到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军事同盟关系之存亡与否,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废存问题。对当时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心理而言,台北与华盛顿之间的协防关系如能维系,似乎就能继续维持美国对台、澎、金、马的强有力战略安全防御,尽管当时一般民众并未能深究,此刻美国政府对于台海协防的承诺,究竟还剩下多少诚心与效力。1诚然,年春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Nixon)对北京的破冰之旅后,美国政府推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已是既定的大方向,美国政府在外交上从台北转为承认北京,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然而对于当时实际主导台湾大政的蒋经国而言,从安定民心以及争取更多时间以利台湾发展的角度观之,如何尽可能地拖延美中关系正常化,也成了其首要目标。本文以美国官方解密档案为基础,辅以台北“国史馆”所藏蒋经国文件、与“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所藏之《国防部史政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以及其他已出版的中英文回忆录与新公开之史料汇编等材料,特别是美国福特(GeraldFord)总统任内(—)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文件与美国政府解密档案数据库(DeclassifiedDocumentsReferenceSystem)等大量新公开珍贵美方档案,拟对—年蒋介石去世前后,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诸多“外交”折冲秘辛,进行新的检视,尝试还原并重新建构年代美国与台湾当局关系(后文简称“美台关系”)的复杂面貌,以期能为冷战时期美台关系史之研究,奠定扎实基础。二、台北撤换派驻美国办事机构负责人风波年底至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致力于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这些举措包括允许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贸易、放宽美国公民前往中国旅游访问的限制、重新恢复与北京之间的华沙大使级会谈,以及第七舰队停止巡逻台湾海峡等。年春,中苏之间爆发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事件,而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情绪也日益升高。对于尼克松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Kissinger)而言,北京与莫斯科的决裂不仅可以使美国早日摆脱越战,而且一旦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改善数十年来的冷淡关系,还可以使两个共产党集团国家更加疏远。易言之,美国打“中国牌”的战略构想已然成形。在此一背景下,蒋介石于年初决定派遣一位新负责人前往华盛顿,致力于维系美台之间友好关系。蒋当时挑选的对象,是曾任其英文秘书兼翻译,在美国受教育并有多年工作经验、在美人脉充沛的国民党当局前新闻局长沈剑虹。根据沈个人回忆录揭示,他原本欲以能力无法胜任而恳辞,然蒋此一决定似乎基于沈在他身边工作多年,要比其他人更了解蒋本人对世局的看法。4然而回顾历史,沈的任命案,并无法扭转美国与台当局整体关系因美中关系快速发展而急遽转坏的现实。从年5月10日抵达华盛顿履任起的短短三年半时间内,沈剑虹经历了基辛格的北京破冰之旅、台北被逐出联合国、尼克松“改变世界的一周”历史性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上海公报》的签订等重大挫折,国民党当局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台北高层不但对于美国政府决心推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随时可能背弃台湾而感到忧心忡忡,对于美国对台之防卫安全承诺是否将出现剧烈变化,更是焦虑异常。在此情况下,沈剑虹所背负的沉重压力,可见一斑。年9月,基辛格取代罗杰斯(WilliamRogers)成为国务卿,同时仍兼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11月中旬,基辛格前往北京访问,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会谈,当他回到华盛顿后,沈剑虹立即求见。基辛格当时曾向沈保证,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在短期内不会有戏剧性的发展,美台之间的“外交”关系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包括协防条约在内。然而此次晤面,竟是基辛格担任国务卿后,沈剑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单独晤谈。此后沈屡屡求见,基辛格总是指派其副手代为会晤、应付了事。很显然,他已不愿再与来自台北的沈剑虹,进行任何深入的、一对一的晤谈。该年底,沈返回台北述职,心情沮丧地向“行政院长”蒋经国表示,他对于在华盛顿的重担与责任已感到心力交瘁,并请求当局于适当时机另觅合适接替人选,以免美台关系进一步恶化。年夏,尼克松因水门案丑闻而辞职,由福特继任总统,11月底,基辛格再次访问北京,并与中共达成福特总统于年内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基辛格返美后,沈剑虹紧急求见却又再一次遭遇闭门羹,这也让台北当局深刻体认到沈在华盛顿实已无法再有任何作为,因而决定再次换人。蒋经国决定由曾任台湾当局派驻美国办事机构负责人、派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台当局“外交部长”、经验老到的周书楷“回锅”接任,试图挽救岌岌可危的对美关系。年12月底,沈剑虹奉台北之命向美国国务院求见副国务卿殷格索(RobertIngersoll),并备妥一份正式信函,准备向美方提出更换台当局驻美办事机构负责人之要求。翌年1月9日,当前往国务院拜会的沈剑虹被引至殷格索办公室,准备向对方递交正式信函并告知他决定退休返台时,殷格索竟然连函件封口都没有打开,即把信函原封不动地退还给沈剑虹,并当面告知美方认为目前并非台北更换驻美办事机构负责人的适当时机,同时要求沈收回这封信,并建议他向台北当局转达美国政府立场。事实上,在殷格索会晤沈剑虹之前,美方高层曾仔细推敲研究台北此时欲以周书楷取而代之的用意。平心而论,美方不否认周书楷在各方面都比沈剑虹来得优秀,且周与蒋经国本人关系密切,若改由他驻华盛顿,对台北而言不啻是改善对美关系的重要一着棋。另一方面,国务院内部亦分析,此时台北撤换驻美办事机构负责人,似乎是蒋经国本人有意试探美方态度与美国对华政策底线之举。易言之,若美方拒绝台北换人要求,台北高层的反应必然是震惊与激烈的,且将让蒋经国更加认定美台未来必将走向“断交”之途;然若美方接受了周书楷,则将引来北京方面的负面反应,不但将使外界产生华盛顿对北京政策前后不一致的不利印象,同时国际间也必将出现美方似乎有意暂时冷却与中共关系发展的评论。如此一来,苏联可能在外交上大为受益,并将严重影响美国处理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步骤,特别是美苏限武谈判的进程。国务院东亚助理国务卿哈比(PhilipC.Habib)因而提出三项方案,供基辛格选择:(一)无条件接受周书楷,同时向北京高层婉转解释此举无关政治意涵,乃是美台之间依然维持正式“外交”关系下无可避免之结果;(二)训令美国驻台北办事机构负责人安克志(LeonardS.Unger)正式向国民党当局严正表示美方无法接受撤换沈剑虹之要求;(三)由安克志私下委婉向蒋经国解释美国目前之困难处境,并盼望蒋能够收回成命。此时安克志本人的意见成了关键因素,他颇持同情台北之立场,认为周书楷的任命案已在台北政坛传开,若美方断然拒绝其任命,势将对台当局产生“外交”与政治上的尴尬与羞辱。另一方面,周书楷与蒋经国关系深厚,一旦未来美台关系出现重大变化,若由周书楷扮演美台之间沟通角色,处理双方关系善后事宜,从美方观点而言,未必不利。安克志也称,若华盛顿最终必须拒绝此项人员更替案,那么至少应该给台北一个有尊严的理由,不能因为华盛顿欲发展与北京的关系,而阻挠蒋经国任命台当局派驻美国办事机构负责人的权力。因此,他建议美方应转告台当局,此刻更换驻美办事机构负责人,恐让外界误会美台双方关系出现重大危机或者不寻常发展,故应极力避免。安克志理解到这完全是一个借口,但应较能被台当局接受,并顾及台北颜面。此一提议最后为基辛格所采纳。就在殷格索于华盛顿正式接见沈剑虹的前一天,台北时间1月8日傍晚,安克志紧急求见蒋经国,婉转向蒋表示美方不准备接受此时更换驻美办事机构负责人的要求。安克志同时极力解释称,周书楷的个人特质并非美方否决此一任命案的原因,而是华盛顿不欲此举引发外界妄加揣测美台关系未来发展,不欲引发舆论界对于中国整体情势之臆测。蒋经国虽力持镇静,避免明显的情绪波动,但仍忍不住向美方抱怨,如果此刻不宜更换人选,那么何时才是合适的时机?对此,安克志表示他无法具体答复。13而在华盛顿,当沈剑虹于1月9日被殷格索以极不符合外交惯例与礼仪的方式,告知美方不准备接受台当局派驻美国办事机构新负责人任命案之后,立场变得极端困窘,几乎下不了台。尽管如此,他仍努力收起低落的士气与情绪,要求白宫协助安排其礼貌性拜会甫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副总统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以致力于维系与美方高层之间已逐渐关闭的沟通大门。此一拜会要求虽然获得白宫部分国安官员的支持与同情,然而数日后仍被基辛格回绝,最后仅同意由副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出面与沈短暂晤面。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告诉安克志,他已决定“无限期搁置”更动驻美办事机构负责人的决定,但仍利用此机会向美方解释,此次撤换并无任何政治目的,纯粹是沈剑虹在美工作多年,已感到倦勤。与此同时,蒋经国也拍发一封私人电报给沈剑虹,鼓励他在岗位上继续努力,一如往昔。只不过整个事件对沈剑虹个人的伤害已经造成,诚如沈本人所言,台北方面一个更有技巧的做法,应是先透过非正式管道私下探询美方态度,而非贸然向美方提出换人的要求。如今台北必须收回准许沈剑虹卸任的前令,对美方而言,沈显然已经不再受到台当局的信任,白宫与国务院日后也将更有理由忽视他或者对他不予礼遇,而沈也相当清楚,除非奇迹出现,他将被迫继续留在华盛顿,直到美国又改变对华政策,与台北友好,同意驻美办事机构新负责人的派任,否则就是痛苦地等候华盛顿与北京关系正常化并与台北“断交”。事实证明,此后近四年时间里,直到年底美台中止“外交”关系为止,沈剑虹在与华盛顿行政当局打交道过程中,确实很难再有任何具体作为。三、台湾当局“非法”采购鱼雷案年代中期,蒋介石为了强化海军作战与防御能力,曾致力于发展并筹组台湾首支潜艇部队。年间,台北曾向意大利军火商订造两艘袖珍型潜艇,并于翌年起,在意大利技术人员指导协助下,在台湾执行造艇计划。这两艘潜艇于年间完成组装后,进行下水测试,并于年10月举行正式成军命名典礼(海蛟号、海龙号)。然而此两艘潜艇先天设计不良,排水量小,鱼雷仅能装置6-8枚,每一舰上也仅能容纳6人,因为功能有限,成军短短四年之后,便于年11月除役。尽管如此,国民党当局于年代致力于自制研发潜舰,也逐步开启了美国政府对台湾潜艇限制政策的调整。年春,五角大楼同意以“有偿军援”模式,提供两艘传统动力潜艇给台湾,以强化台湾海军反潜训练之能力。翌年3月,首批八十余名台湾海军军官被派赴美国,接受潜艇操作、作战与接收训练。首艘潜艇(被命名为海狮号)于年4月移交台湾军方后,由美国东岸启程前往旧金山进行整修,并于年4月抵达台湾。另一艘潜艇(被命名为海豹号)则于年10月间进行移交,并于年1月返台服役。由于美方军援此两艘潜舰的目的在于反潜训练假想敌,而非作为武装攻击性目的,因此在移交前,美台双方曾签署一份备忘录,强调两艘潜舰仅作为训练用途,明确排除台湾方面以作战用之鱼雷来武装潜艇的权力。美国海军并先行移除两艘潜艇上的机密电子装备与敏感之技术手册。年初,一件极为离奇的事件突然在华盛顿国安高层传开。1月28日,国务卿基辛格接获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份情报,内称台当局正透过特殊管道,拟向美国境内军火掮客采购30枚以非法盗窃手段自纽约布鲁克林军港(BrooklynNavyYard)取得之MK-37型鱼雷,试图武装海狮号、海豹号,使其成为具有攻击性之潜艇。根据美方调查,涉及此宗军火案的台方人士,包括当时台当局驻美办事机构海军武官邱华谷少将,一位许姓(或徐姓)台当局驻洛杉矶办事机构官员,以及一位韩姓海军低阶军官,而美方与台当局接触之涉案人士,则包括洛杉矶太平洋军火电器公司(PacificOrdnanceandElectronicsCorporation)副总裁瑞夫金(IrvineI.Refkin),以及一位大洛杉矶地区名为柯立提(RonaldColitti)的军火商。美方调查报告显示,台当局虽然知悉这批鱼雷是从美国海军基地非法盗窃取出,却仍决定以每枚7.5万美元价格购买。调查还指称,一位台方戴姓海军退休将领负责安排上述韩姓军官于1月20日从台湾抵达美国,会晤如上军火商,并检视这批鱼雷状况。韩姓军官随后并向邱华谷报告称这批鱼雷状况令人满意,可以采购;而美方军火商则坚持台当局先付款再交货。鉴于此事之严重性与证据确凿,基辛格立即训令安克志,尽快向蒋经国交涉并采取补救措施,以免危害美台之间的军售关系。与此同时,基辛格还特别指示安克志转告台当局,鉴于此案的高度敏感性,美方并不打算将之公开,以免进一步危害台当局形象与美台关系。此时美行政当局虽然积极推动与北京关系,然而面对此一突如其来的军火丑闻,基辛格与其国安团队仍颇思顾及台当局颜面,不愿利用此事作为打击台当局的借口。白宫国家安全会议1月31日一份机密备忘录显示,美方有理由相信蒋经国本人对此案并不知情;反之,此案极可能是蒋的军事情报部门急欲立功求表现的胆大妄为。基辛格在训令安克志与蒋经国等台北高层接触讨论此案时,已决定向台当局保证不会起诉美籍相关涉案人士,也不欲将此事端扩大。美方所要求的,仅是希望厘清整个事件原委,以及获得蒋经国承诺:未来不再发生此类事端。2月6日上午,安克志面谒蒋经国,陈述整个鱼雷案情形。据安克志事后向华盛顿回报称,蒋经国在听闻此案经过时,显得相当惊讶与不可置信,他表示确实知悉军方正努力设法采购鱼雷,以应付中共在台湾海峡逐渐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台湾方面的一切努力皆循正常管道与美方交涉处理。当安克志强调美方的调查报告显示证据确凿时,蒋经国则再次强调这绝非台当局处事之原则与风格。他称他对邱华谷相当熟稔,认为邱的品行良好,若三位台当局军事与“外交”官员果真在美涉案,那将是愚蠢至极。蒋经国并表示自己事前毫不知悉,但承诺会尽快查明事实并给美方一个交代。随后数日内,安克志分别与台当局“参谋总长”赖名汤与“海军总司令”宋长志等人密集晤面,两位军事将领极力澄清蒋经国对此案毫不知悉,并坚称台军方不会愚蠢到向军火商购买非法窃取的鱼雷,更何况如何把这批鱼雷顺利运回台湾,还是一大问题。当安克志坚称美国司法部门已经掌握证据显示台当局人员直接涉入此案,且美方甚至监控到,直到1月27日,邱华谷仍然与美国军火商进行秘密交涉时,宋长志才改口解释称,过去数年来部分美国海军官员曾私下“鼓励”台湾应努力将两艘潜艇武装鱼雷以强化其反潜能力,台北也多次循正式管道向美方争取采购鱼雷而未果,后来台北得知有军火商愿意出售“第三国制造”的鱼雷数枚,台军方高层才指示前往美国公差的韩姓军官,“顺道”与军火商接触,但是宋仍坚称他已经在1月27日电令邱华谷停止此项鱼雷交易。赖名汤与宋长志两人皆再三向安克志强调,台北坚持一切军火交易都必须是合法的,且已多次严令在美交涉的官员,务必查明实情且不可有任何非法行为。他们不相信台当局驻美官员胆敢进行违法行为,这其中必定出现了一些“误会”。美方认定台北军方高层的解释不具说服力,但倾向于相信蒋经国事前确实并不知情。与此同时,美方则高度怀疑“海军总司令”宋长志在此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国务院也关切当时仍在美国境内的几名涉案台湾方面官员的日后动向,要求台当局尽速召回这些涉案人士。年2月初,美国联邦调查局进一步掌握美国军火商与邱华谷依然在华盛顿继续秘密交涉鱼雷采购案,这颇令国务院愤怒。2月14日,安克志再次会晤赖名汤并告知美方所掌握之最新消息,同时转达美方严正立场,认为此案已严重损害双方关系,甚至将迫使美方重新考虑对台军售态度。安克志并正式要求邱华谷与许(徐)姓官员两人尽早离开美国。美方的不满,迫使蒋经国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他隔日立即电召邱华谷回到台北,并亲自询问整个事件的原委。据邱华谷事后表示,在1月27日接获台北电报要求中止鱼雷采购案之后,他如实转告美国军火商,准备停止此项交易案,然而对方却不肯罢手,并于2月4日前来华盛顿与他见面。两天后,这名军火商又带着另一名看似黑道的人物来见,直到此时,邱华谷才恍然大悟这名军火商原来也只是一名中介商,那位看似黑道的人物才是幕后真正的操盘手。他也才了解这30枚鱼雷,竟是窃取自美国海军基地的赃物,因而当场坚持此案必须立即结束。2月19日,赖名汤将如上讯息转告安克志,为了证明所言不假,赖还表示,愿意安排邱华谷与安克志在台北会面对质,以助厘清一切案情。美方基于保护其线人身份不致因为邱华谷与安克志对质而曝光,最后决定婉拒和邱华谷直接接触,仅坚持台当局应立即将数名涉案官员召回。不料2月24日中午,邱华谷竟然主动前往美国驻台北办事机构,欲面见安克志解释一切,然而美方机构选择避而不见。此案最后的发展,美台双方各让一步,基辛格电令安克志向台当局表示,美方愿意相信蒋经国与其他决策高层并未介入此案,且邱华谷等人极有可能因受到一些错误讯息的“误导”,从而不慎涉及一些“不恰当的举措”(improperactivities);另一方面,在未进一步被美方指控于美国境内从事非法军火交易行为的待遇下,邱华谷被允许回到华盛顿处理私事,并于一个月内结束其海军武官职务,返回台湾。四、台北的“丧礼外交”年4月5日深夜,蒋介石以89岁高龄于士林官邸辞世,台湾笼罩在一股浓厚的悲伤氛围之中。而就当时实已风雨飘摇的美台关系而言,蒋介石的去世给双方带来了“外交”上的尴尬。蒋介石作为“二战”时期美国在亚洲战场上最坚实盟友的历史事实,让福特总统与国务卿基辛格等人在第一时间立即向宋美龄、蒋经国、继任领导人严家淦与台当局“外交部长”沈昌焕等人拍发唁电。28美方领导阶层在私人层面的温暖致意,与美国政府在官方层级上为追求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而刻意淡化疏离与台当局之间关系的既定方针,形成强烈对比。蒋介石去世后第三天,白宫宣布将指派农业部长布茨(EarlButz)率团前往台北,出席蒋介石的追悼仪式。当时华盛顿行政当局的考虑是,福特总统已定于该年年底前访问北京,若此一造访进行顺利的话,甚至有可能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并转化为翌年福特总统竞选连任的优势与外交成就,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华盛顿此刻对于任何可能刺激北京的举措,包括派遣更高层级官员参加蒋介石的葬礼,都避之唯恐不及。对此,台北方面反应极为激烈,认为派遣农业部长前来台北,不啻是对蒋介石与台湾当局的羞辱。也许台北的愤怒反应不令白宫感到意外,然而福特与基辛格却显然低估了来自国内立法部门友台势力的强烈反弹。4月9日起,国会参众议员不分党派纷纷致函福特,对于美方准备派遣一名低阶部长前往台北表示震惊与不可置信。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重量级参议员瑟蒙德(StromThurmond)称他无法相信美国竟然会如此对待一位曾在“二战”时期并肩作战的盟邦最高统帅,并要求福特应亲自出席蒋介石的丧礼,若总统本人不克前往台北,至少应派副总统参加,以示美方尊崇之意。民主党籍众议员迈尔斯(JohnMyers)则对福特仅派遣农业部长前往出席蒋介石丧礼表示惊讶与羞耻,他不解福特稍早指派洛克菲勒副总统出席3月底遭暗杀的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FaisalbinAbdulazizAlSaud)葬礼,却刻意冷落同样曾是美国坚实盟友的台湾,因而要求福特重新考虑此一决定并另派合适的致悼人选。而来自亚利桑那州、曾经代表共和党于年竞选总统的另一名重量级参议员高华德(BarryGoldwater)甚至威胁基辛格称,此刻行政当局所做出美方悼唁团团长人选的任何决定,都将影响到日后友台国会参众议员对于华盛顿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态度与动向。他提醒国务卿,千万不可轻忽美国国会的友台势力与其动员能力。立法部门的强烈反弹,让白宫不得不做出紧急应变。国安幕僚已深刻体认到,此刻若白宫仍执意由农业部长布茨率团前往台北,恐将引发台当局与在美友台势力的巨大情绪反弹,让年底前福特访问北京之行与华盛顿推动双方关系正常化出现新的阻碍,同时也不利于美方日后要求台当局配合调整与接受美中建交后的美台新关系架构。尤其甚者,国安幕僚认为美国此刻应该维持最基本的尊严,易言之,若派遣高阶官员前往台北参加一场仪式性活动而竟引来北京极大不满,这就表明美国与中共的互信根本就不存在,更何况派遣一个具有羞辱性质的代表团向美国的老盟友致悼,似乎也不会换来北京对华盛顿的尊敬。在行政部门取得此一共识之后,究竟由谁取代布茨部长前往台湾,成了新的问题。国务院倾向由地位崇高的美国首席大法官伯格(WarrenE.Burger)出席,以降低“外交”与政治意涵,而白宫国安系统则力持由副总统洛克菲勒出马,最后在伯格表明无意担任特使之后,白宫于4月12日宣布改由洛克菲勒代表美国政府前往台北,参加16日举行的葬礼大典。代表团成员还包括联邦参议员高华德、邝友良(HiramFong)、联邦众议员泰勒(RoyA.Taylor)、前众议员周以德(WalterJudd)、前美国驻台北办事机构代表马康卫(WalterP.McConaughy)、即将接任美国联邦政府总务署长职务的教育家艾克德(JackEckerd)、慈善企业家贝克曼(ArnoldO.Beckman)、飞虎队创办人陈纳德将军(ClaireChennault)的遗孀陈香梅女士等人。尽管福特总统改变心意,决定改由洛克菲勒取代布茨率团前往台北参加蒋介石丧礼,然而国务院对于此行所可能引发之高度政治与“外交”意涵,依然极为不安。代表团一行于4月13日自华盛顿启程前夕,国务卿基辛格亲自向全体成员进行闭门简报。他强调代表团肩负着敏感的任务,一方面要能够表达美国官民对蒋介石的崇高敬意,另一方面又必须避免给外界一个印象,认为美国追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已出现变化。基辛格不忘告诫所有代表团成员,在台北停留时,在各种场合被问及有关美国与台湾当局关系与美中关系正常化等议题时,其谈话内容必须非常小心谨慎,绝不可超出福特总统与他本人过去公开谈话的尺度之外。特使团一行出发之后,基辛格又立刻拍发电报给台北的安克志,再三叮嘱称,美方代表团前往台北的唯一目的就是吊丧,绝对不可以和台当局讨论实质议题,以免对美、中关系正常化带来负面影响。蒋介石的大殓仪式与追思礼拜于4月16日上午于台北孙中山纪念馆举行。值此之际,中南半岛的局势已出现关键性变化,越共已经集结于南越首都西贡郊外,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一举占领西贡,而柬共也已迫近高棉共和国(KhmerRepublic)首都金边,随时可推翻美国所支持的朗诺(LonNol)政权。36在朝鲜半岛上,美国一方面自年夏天起,即片面提议废除联合国驻朝鲜半岛指挥部,并逐步裁减驻韩美军人数,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朝韩之间签署互不侵犯协议,并要求与北京展开对话,以确保朝鲜半岛的稳定。这些举措一度引发韩国方面的强烈反弹,甚至促使一向持强烈“反共”立场的朴正熙下令韩国军方秘密研发核武,作为日后减少对美国依赖的有力筹码。这些举措也让华盛顿行政当局极端恼火。在此一背景下,随着韩国、南越等与台北仍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国家派遣高层特使前往台北吊唁,蒋介石的丧礼,也意外地成了美国与他们之间沟通接触的重要场合。可以理解,美方当时最关切的,仍是中南半岛局势的急速变化。洛克菲勒等一行前往台湾之前,中途曾短暂停留夏威夷,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盖勒(AdmiralNoelGayler)晤谈。稍早之前,为了鼓舞士气极端低落的西贡阮文绍政权能够继续有效抵御北越攻势,包括福特总统、基辛格国务卿、美国驻南越大使马丁(GrahamMartin)等人皆曾吁求美国国会紧急通过新一轮的7亿美元援助方案,然而此一诉求遭到国会的否决。4月初,部分参众议员的态度出现了转圜,福特总统也于4月6日再次公开表示,他将考虑再次向国会提出新的援越构想,以图力挽狂澜。然而当盖勒于4月13日在檀香山与洛克菲勒会晤时,美国军方所获得的最新评估报告内容却是残酷的。盖勒坦言,情报显示南越西贡政权将只剩下两周的存续时间,美国任何新的援助方案都将无济于事。他力持美方应立即下达撤侨与撤军令,以免届时措手不及。洛克菲勒带着这一沉重的讯息前往台北,参加完追思礼拜后,于4月16日下午与前来出席蒋介石丧礼的南越特使、参议院议长陈文林(TranVanLam),总统阮文绍(NguyenVanThieu)之兄、南越驻台北大使阮文矫(NguyenVanKieu)进行密谈。陈文林告诉美方,福特总统稍早前有关考虑向国会重提援越方案的公开谈话,已经鼓舞南越军民士气,若华盛顿能够要求越共停止向西贡进逼,且美国国会能够迅速通过新的援助方案,则局势仍大有可为。陈文林甚至向洛克菲勒保证,只要美国军援可以到来,当时饱受美方批评的阮文绍总统愿意主动辞职下台。在出席蒋介石葬礼的23国特使团中,韩国代表团由总理金钟泌(KimJong-pil)率领,4月16日下午,洛克菲勒与金钟泌进行双边晤谈。值此美、韩双方因华盛顿鼓励朝韩签署协议与邀请北京参与朝鲜半岛对话而关系敏感之际,金钟泌主动向美国副总统解释:朴正熙总统需在国内采取强硬的“反共”举措,此乃因为朝鲜共产党已经渗透到韩国各个层面,甚至宗教领域,迫使政府不得不诉诸较为强烈的手腕。金钟泌声称韩国百姓无法完全信任美国在朝鲜半岛议题上所做出的承诺,这也促使朴正熙必须采取应变措施。总而言之,金钟泌希望美方能够理解朴正熙的困难处境。韩国政府需要推动内部建设与发展,又要维持内部政局之稳定,这是极大的挑战,但他向洛克菲勒保证,韩国绝对不会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上的一个累赘与麻烦。洛克菲勒于台北停留短短48小时之内的重头戏,乃是于4月17日上午美国代表团离台返美前夕与台当局实际领导人蒋经国所进行的会谈。因遭逢父丧,蒋经国的态度颇为安静与抑制,没有太大情绪起伏,他向洛克菲勒承诺,台湾将继续坚守“反共”立场与民主阵容,不会试图打“苏联牌”以牵制华盛顿与北京推动关系正常化。蒋也称,台湾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将是未来施政的首要任务,在此一过程中,台北需要的并非美国的实质援助,而是道德与精神上的支持。美国副总统在此一场合也坦率表示,福特总统今年内的访华之行,将不会对北京提出任何具体承诺,也不会预设立场,蒋经国对此表示理解。尽管蒋经国充分体认到华盛顿正逐步调整与降低和台北之间的官方关系,他仍力邀福特总统与洛克菲勒本人,在未来适当时机能够再次造访台湾。此番台北晤谈,显然让洛克菲勒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数日后当他回到白宫向福特与基辛格等人进行简报时,他表示此行让他深刻理解到蒋经国乃是台湾未来力量之所在。只不过其个人的观感,终究无法扭转华盛顿出于自身利益而寻求与北京改善关系,同时必须疏远台北的既定政策。蒋介石丧礼上的“外交”周旋,在一定程度上,似也反映出美国当时在亚太地区所面临的诸多复杂与矛盾议题。五、中南半岛局势演进与台北对策根据美方解密文件显示,副总统洛克菲勒停留台北期间,还曾与金边的高棉共和国特使、驻台北常任代表孟德诺(KanchaddeMorteiro)短暂晤面,然而双方会谈情况与内容不明。回顾历史,年4月中旬洛克菲勒在台北蒋介石丧礼上与南越、高棉共和国官员的晤面与接触,竟成了华盛顿与这两个其过去所支持的中南半岛“反共”盟邦之间的告别式。4月17日,由波尔布特(PolPot)所领导的柬共攻陷金边,朗诺政权垮台,两周后的4月30日,西贡解放,南越政权亦不复存在。诚然,对于向来把中南半岛局势与台湾地缘政治比拟为“唇齿相依”的台当局而言,此一情势发展是相当令人沮丧的。回顾年代,台北与华盛顿之间曾因越南战争而建立起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台湾成了美军前进中南半岛的前哨站与最重要的补给基地之一,在越战最高峰时期的年代晚期,还曾创下20万美国大兵在台湾岛上活动的历史纪录。年夏,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不久,提出“尼克松主义”,主张亚洲国家应自行负责亚洲的安全与和平,美国虽承诺继续信守条约义务,但不愿再以“战争”形式卷入亚洲内部纷争。在此一主轴下,华盛顿全力推动“越战越南化”,以谈判取代对抗,让美国“体面地”退出越南战场,把越战问题留给越南人民自己去解决。其具体做法是,一方面开启与北越河内当局的沟通大门,双方展开停战谈判;另一方面则开始秘密轰炸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军事基地,逼迫河内当局让步与妥协。面对尼克松上台后所推动的亚太地区与中南半岛新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华政策转变,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忧心忡忡,并谋思对策。台当局一方面仍尽可能地配合美国在中南半岛的各项军事行动,然而另一方面,却也在自身战略安全的考虑下,逐步寻求更为独立的对外策略,年代初期台北与金边之间“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建立,即是明显案例。年春天起,美军开始对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军事基地展开轰炸,欲切断河内对南越境内共产党的补给与渗透。年3月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PrinceNorodomSihanouk)前往法国与苏联访问,总理朗诺(LonNol)、国会主席郑兴(ChengHeng)、王族施里玛达亲王(PrinceSisowathSirikMatak)趁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权,改制共和,称为高棉共和国(KhmerRepublic),外交上改采亲西方、“反共”政策,并宣布与北京、河内与平壤断交。46朗诺右翼新政权的成立,因有助于强化美国对北越的压力,很快就获得华盛顿的承认与支持,而台北对于中南半岛上出现一个“反共”的新高棉政府,自是极表欢迎,故于朗诺发动政变后不久,台当局即密派其驻泰国办事机构代表董宗山前往金边密访,讨论双方建立“外交”关系与双边合作等事宜。台北欲致力于强化与金边新政权关系的努力,却遭受美方的反对与阻挠。当时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台北办事机构转告蒋介石称,朗诺政权才刚起步,根基未稳,国际社会对其地位是否承认,仍在未定之数,华盛顿担心此刻台北与金边若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则国际间恐将视朗诺政权为一失去中立立场之西方阵营傀儡,甚至引发中共的军事介入,因而向台北施压,阻挠其对朗诺政权的“外交”努力。尽管台北最后被迫屈服于美方压力,不与朗诺政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仅设立一具有官方性质的“代表团”,然而在军事层面上,蒋介石坚信朗诺政权的长久稳固,当有助于越南情势的稳定,避免中南半岛进一步“赤化”。在此考虑下,台当局决心推动更为自主的政策。年夏,金边向台北要求提供制造军火弹药的技术,以利其自行生产,自给自足。为此,蒋介石批示派遣军方技术人员前往金边考察,并予以适当协助,同时下令驻高棉共和国“代表团”与美国驻金边大使馆密切研究,如何在不违反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内容的前提下,由台湾军方提供高棉政府各项军火物资。年春起,台湾方面以“惠远演习”为代号,提供朗诺政权50门81迫击炮、50挺机关枪、1.2万人份的军服、军鞋、子弹袋等装备用品,以及两个营的通信装备,并允诺派员前往高棉政府协助修复其他相关军事通信设备。为了保密起见,所有军备物资的“国军”字样都被涂掉。该年7月中旬,以一架C-运输机秘密将如上各项军备物资运往金边。在朗诺进一步要求之下,蒋介石又指示蒋经国秘密调拨10门75山炮,以援助朗诺政权对抗柬埔寨共产党。自年9月起,台北军方还依循过去援助西贡模式,派遣一军事顾问团进驻金边,协助高棉共和国部队建立起“反共”政治作战制度。然而蒋介石、蒋经国以“反共”意识形态与地缘战略为考虑,向中南半岛上两个“反共”盟邦所提供的各项援助,终究抵不过这两个政权自身内部的权力倾轧、腐败与脆弱,以及尼克松因推动“越战越南化”而逐步自该地区抽离所引发的信心危机。早在年秋天,蒋氏父子即得知,朗诺与其他两位发动政变的要角郑兴、施里玛达之间彼此猜疑,甚至牵连南越政局。盖当时南越总统阮文绍与副总统阮高祺(NguyenCaoKy)之间亦彼此猜忌不睦,与阮高祺关系密切的朗诺,怀疑施里玛达准备串通美方中央情报局、阮文绍,以及当时驻守高棉共和国境内的南越部队,秘密发动政变以推翻其领导。当台当局军事高层于年夏天奉蒋经国之命前往高棉共和国考察访问时,即目睹金边政坛之紊乱,在事后呈交蒋经国的观察报告中即高度质疑未来国民党军方“反共”政战制度究竟能否在高棉共和国内顺利推展。年1月23日,华盛顿与河内谈判达成协议,于巴黎签订停火协议。依照该协议规定,所有美国与其他各国的军队与军事人员,必须于该年3月底以前全部撤出南越境内,台当局之前驻在西贡的军事顾问团也于该年3月12日撤退,结束长达9年的援越工作。西贡在孤立无援之下,急切希望台北能够继续给予协助,4月12日,阮文绍前往台北寻求支持。此时蒋介石的健康状况不佳,已经无法会晤外宾,而在与蒋经国的会谈中,阮文绍对于亚太地区前景表示悲观,他认为各国普遍误解“尼克松主义”的真实意涵,误认美国已经彻底改变其亚洲政策,导致各国基本上已完全丧失对抗共产主义的信心。阮文绍请求台北考虑协助南越,提供技术与人才援助,此一要求获得蒋经国的首允。5月初,台北以“驻越建设顾问团”此一淡化军事色彩的名称,并且在美方不甚支持的情况下,低调派遣35名军事顾问前往西贡,取代甫被解散的驻越军援团,继续协助南越部队加强政治作战、心战、安宁与社会福利等各项业务。顾问团还将各团员分别派驻在南越各战术区里,与南越部队官兵在战地里共同生活,协助其推展政战业务。在西贡于年4月30日垮台之前的最后两年里,台北成了全世界唯一一个继续与西贡并肩努力对抗共产党势力的官方力量。随着中南半岛局势日渐恶化,台北“驻越建设顾问团”的工作也日益困难。年1月,北越向北纬17度以南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击,占领数个重要省份,3月间进一步占领中部高原重镇邦美蜀(BanMeThuot),派驻于该地区的建设顾问团成员,被迫与当地百姓一同逃难,而派驻在岘港(DaNang)的军事顾问因逃脱困难,几乎成为战俘,险象环生。眼见越共进逼西贡,“驻越建设顾问团”决定撤离,于4月5日与18日分两批返回台湾。此后不到两周时间,南越被推翻,而邻近的朗诺政权,则先于4月17日落入柬共手中,驻金边的台北代表团与军事顾问团,同样于仓皇之中撤离。值得一提的是,朗诺与阮文绍下台前夕,曾先后向台北请求提供政治庇护,其要求皆获得蒋经国首肯,然而朗诺最后选择经由印度尼西亚流亡美国,而阮文绍与随员一行则在美国空军护送下,于4月26日抵达台北,停留数周后,最后同样选择前往美国度过余生。在美国自南越撤退行动过程中,台北还曾秘密提供四艘海军登陆舰,协助美军行动,并投入当地华侨的撤退行动。年春天越南、柬埔寨与老挝的“赤化”,以及美国势力全面退出中南半岛,对台北当局所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在“外交”上进一步失去了其在亚太地区的两个重要盟邦菲律宾与泰国。随着美国于年代初期起积极推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向来以华盛顿马首是瞻的菲律宾,也逐步转变其对华政策。年初,菲律宾总统马科斯(FerdinandMarcos)公开表示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和解并建立关系。年9月,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ImeldaMarcos)访问北京,开启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序幕;翌年2月,建交谈判在东京与香港两地举行,并很快达成协议;6月7日,马科斯访问北京,与周恩来总理签署建交公报,并与台北“断交”。泰国方面,年春美国自越南撤退后,曼谷当局极度忧惧中南半岛“赤化”的骨牌效应即将蔓延至泰国境内。当时执政的中间偏左联合政府,一方面高调要求美国立即从泰国撤军,另一方面亟欲寻求与北京关系正常化,期能获得中共不支持境内泰共的承诺,以求自保。年7月1日,总理克立·巴莫(KukritPramo)访问北京,与周恩来总理签署建交公报并与台北断绝“外交”关系。台北在亚太地区孤立之势,更加深一层。六、华盛顿、北京、台北的三角关系年代初期起,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成为华盛顿政策之大势所趋,然而此一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并非风平浪静,中、美双方内部所面临的问题,往往也对彼此关系带来重大挑战。年初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发动“批孔批林”运动,以批判孔子儒家学说与林彪,打击周恩来与其所代表的中共内部温和派力量。该运动历经半年之后,虽然被毛泽东斥责与压制,然而此后周恩来因为健康等因素,逐渐远离权力核心,美国失去了一位最为熟悉的打交道对象。更有甚者,由于整个中共政治氛围向左倾斜,美、中关系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在美国方面,尼克松总统因“水门案”于年8月9日去职,继任的福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未经选举而接任副总统、总统之人。福特缺乏民意基础的事实,让其所领导的行政当局在面对北京与建交谈判时,多了一番顾忌。另一方面,当时美方正积极推动与苏联的限武谈判,对于美、苏之间在核武与军事上可能达成的协议,或者任何引发美、苏两大集团关系缓和的举措,也都将引发北京方面的严重关切,甚至不满。年代美、中关系如何演进,牵动着美国与台湾地区之间名义上依然存在的“外交”关系,而有时美台之间敏感脆弱但仍然继续运作的“盟邦关系”,同样也反过来成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不快与争执的议题之一。三方之间复杂与微妙的关系,在此充分呈现出来。—年间,台北以推广贸易与民间文化交流为名,获美国国务院批准在亚特兰大与堪萨斯两地设立新的办事机构,并且重新开启其在波特兰的办事机构,成为年尼克松北京破冰之旅后,台当局在对美“外交”与宣传上一项有利的发展。接着于年春,尼克松总统宣布任命职业外交官安克志取代马康卫(WalterMcConaughy)成为美国新任驻台北办事机构代表。台当局欣喜不已,认为华盛顿在致力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似乎并未打算降低与台当局“外交”关系位阶。这些举措引发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64年初,美、台军方进行一项代号为“猎鲨”(SharkHunt)的反潜作战联合演习,此乃年美台之间举行特种部队“文山”演习后四年多来,首次大规模正规军事演练。美国军方目的旨在强化台湾反潜防卫能力,然而有鉴于军事演习本身所具有之高度政治意涵,此消息曝光后,许多美国国务院官员不禁担忧其对美、中关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当时华盛顿驻北京联络办事处甚至对此军演表达愤怒之意,认为此不但将令中共高层误会,指控美方违反《上海公报》精神,同时也将进一步削弱中共内部温和派对于推进中美关系立场的发言权。囿于美、中关系一时之间无法有所突破,以及中南半岛的“赤化”,美台之间关系于年春天一度出现“起死回生”的迹象。该年4月间,尽管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主任布什(GeorgeW.Bush)向华盛顿表达其个人之严重关切,白宫依然批准了对台湾三项重要军售案,包括双方共同生产架F-5E战机(从原本架增加至架)、共同研发T-53型教练机、同意出售新一批鱼叉反舰飞弹。到了该年10月,国务卿基辛格以越战结束,同时履行《上海公报》为由,裁撤驻台湾的一个空军中队,然同时又批准新一批的军售装备,包括T-28教练机、S-2E反潜巡逻机、扫雷艇、AIM-9J响尾蛇飞弹改装套件等。两个月后,在白宫同意下,美国国防部又通知国会参众两院,准备在年度提供台湾总值4,万美元的战机生产零件,并同意台北之请,出售新一批鹰式地对空飞弹,部署于台湾南部地区。诚如时任台当局派驻美国办事机构负责人沈剑虹与台北当时负责对美关系的钱复所言,越南、柬埔寨的“沦陷”,使台湾对美“外交”出现喘息的机会,此乃因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实在无法再背负“出卖另一个盟邦”(台湾)的沉重罪名。更重要的是,当时执政的美国共和党核心人士,着眼于翌年()年底总统大选福特胜选连任之考虑,皆主张在对华政策上,不应再过度向北京示弱,以免不利福特的选情。考虑美国国内此一政治氛围,与越战结束后对外安定盟邦对美信心,此时华盛顿行政当局对台诸如军事演习与军售的决策制定,也就不太令人意外了。然而华盛顿决策圈最为关心的,仍是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批孔批林”运动与周恩来的远离权力核心,让福特行政当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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