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捕风捉影的艾滋病
（第一部分）
接上文：17.潘德孚《西医病理，百年反思》第二章“免疫大失败”-5
有一本书叫《疾病的发明者》，书名取得真好。看样子，现代西方医学“科学’的真面目快要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西方人就敢于揭疮疤，敢于捅马蜂窝。当然，中国人是不敢的。因为，中国文化界在前个世纪初，是把它当“科学真理”引进的。中国人是很爱面子的，自古至今，上层的头面人物，从不敢公然承认错误的，他们宁可在死去后让人家骂臭三代祖宗，宁可落十八层地狱，也不愿意在活着时，承认他出了害人不浅的主意，即使死人无数，也很淡然。这是中国文化中无法舍去的渣滓使然。这种渣滓，我称之为游民文化。我们每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受中国文化教育长大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无不有游民文化的影子，到适宜的时候就会开花结籽。至于游民文化是什么，王学泰先生已经说得很到位了，本文不是说文化的，多说就有些不自然了。中国文化中不是只有渣滓，而是有很好的精品。其中精品中的精品，就是中医文化。
中医的实质，就是一门哲学。运用中医的哲学观来看，艾滋病是西方制药公司的又一次比较巨大的疾病发明。这次发明是利用了一些自我毁灭的人群的一些类似症状出现的死亡者。因为性行为涉及每一个人。因此，它的适应面很大，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西方制药公司为此不惜代价地进行渲染、宣传，使之成为尽人皆知的非常可怕的疾病。
一、从世博允许艾滋病人入境说起如果我们能够把世界上的医疗当作一场戏剧，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剧情。年，世博在我国上海开幕，取消了对艾滋病人的入境限制。过去认为，艾滋病是国外来的，由性交传播的。国外性开放、性自由，所以容易扩散。这个病既然这么厉害，只要我们阻止这些艾滋病人入境，就可以避免传入我国，引起艾滋之祸了。岂知，时间还没过去多少年，现在国内的艾滋病人至少有数十万之众了（另有消息为一百多万）。卫生防疫之策，既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也无法防止自身蔓延，我们的防控政策失败了，现在是拒“敌”不成，就让他进来，是不是有“要死大家一起死的含义呢”?做任何事，成功预付，并不只是努力不努力，或者条件齐备不齐备。现代医学上演的医疗剧目，经常出现放空枪、打空炮之泡沫医疗，实在不敢恭维。例如莱恩提出的“自身中毒论”比棱、亨特尔提出的“病灶感染论”……一时间轰动全球，但几十年过去，人们觉得受骀骗上当了。这些“理论”就烟消云散，销声匿迹，因之可称之为“泡沫医疗”。可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之下进行医疗实践的被“服务”的患者，他们的生命健康，就成为医学错误理论的牺牲品了。每一次理论的出现到它的名声扫地，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罹其偶者有多少，难以计算。医疗时间如此之长，上当的人如此之多，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医学博士约翰·马森·古德就说：“医学所杀死的人，比战争、瘟疫和饥饿加起来更多。”与此同时，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出名了。发财、出名者乃是垫背別人的生命健康而上去的。死的人死了，只能白认倒霉；上的人上了，就舒舒服服过一辈子，所以有人就热衷于搞这种泡沫医疗。
现代医学是一种市场医学。市场医学的发展是靠赚钱来推动的。故笔者认为它从不考虑怎么治好病，而是考虑怎么赚到更多的钱。赚了钱还可以驱动更多的人，建立更庞大的利益集团，以实现它自己的目的。市场医学实质是一个与医学目的背道而驰的怪物。因为，医学是要命不要钱的，故许多人倾家荡产也要去治病；市场却是要钱不要命的，故有的人投资失败才跳楼自杀。这两个不相容的概念纠缠在一起，不成为谋财害命的怪物才怪呢！
曾经认为艾滋病的感染渠道主要来自性交。因此，过去发现了一个偷偷入境的艾滋病人，我们就追踪所有与之发生过性接触的人，甚至还要追踪第二代第三代的接触者，认为这样就可以杜绝艾滋病传播。据说还有一个法规规定HIV阳性的患者，如故意与多人进行性接触就可作为刑事犯罪处理。防患于未然当然很重要。尽管过去错了现在纠正，我觉得这倒不错。但是，捕风捉影，以假为真，受骗上当，不知反思，这实在可悲！
尽管西方医学有异于我国的传统医学，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只局限于诸如兔唇吻合、断肢再植、连体婴儿分离等外科技术），但不加考虑地全盘接受，而且全面铺开，不仅把我们的医疗费用全部交给了西方药业帝国，而且把管理医疗的权力也双手奉献，这样的卑弓屈膝，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因为，历史上的西方医学就像摇篮里的婴儿在哇哇学语需要爱护，但一句对一句错的就不能全信。现在允许艾滋病患者入境，难道就不怕性交感染了？原来这性交传染是某些研究者想象出来的，不是有根有据的。美国健康研究所有位世界著名的病毒学家杜斯伯格说，要有次性交才能感染上HIV病毒。那么，为世博入境的艾滋病人，能逗留多久，才能使与之有性接触的人感染上呢？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对了。但是，即使现在做得对了，也不应该忘记过去的错误所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更需要反思过去为什么错了。
二、“征服癌症的战争”引来了艾滋病艾滋病这个名称，它到我们这个世界上，还只有30年左右的历史。在此之前，这个病名尚未诞生。那么，这种病有没有呢？当然是有的，只不过，它还没有被西医学界“发明”出来。SARS、甲流，过去没有，现在有了。而且，现代医学的组织也更严密、更庞大了，也更肆无忌惮了。因为它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组织了。
上世纪70年代前，医学界已经有了癌症，宣传和组织足以使患者寻求医疗，通过医疗能够使患者的财产归为医学利益集团所有。中国第一个农民律师吴锡铭得白血病，住院4个月，化疗4次，医院，到走不动出院，花了13万元。出院半年，以中药治愈后，再到住院部的血液科看望病友，10个同期住院的已全部死亡。每个病友的花费，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可还是命归黄泉。很多癌症死亡者之所以倾家荡产，负债累累，是因为全部付了医疗费用，因而“卖掉”了自己“生存的希望”。（所以，我认为，癌症治疗，有钱有权者比无钱无权者要死得快。我国中医治癌的先驱郑文友先生发问：“中央首长患上癌症为什么比老百姓死得痛苦、死得快？”答案是中央首长的治疗是由中央保健局来决定的。现在的主流是西医学，所以，决策权在西医手里。)全国的血液科，有多少病人，披这样的治疗送上西天又倾家荡产的？死去的、破产的都已成为过去，我希望在世者不要再演绎这样的悲剧。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宣布“征服癌症的战争”失败：“那些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有鉴于治疗的方法就是那个开刀放化疗“三把刀”老套套，治死者越来越多，人们不得不寻求替代医疗。替代医疗日益兴旺（年哈佛医学院的一次调查结果说，医院的医疗费收人，已低于替代性医疗机构的医疗费收入。医院的医疗费是可以报销的，而替代性医疗机构的医疗费是不能报销的）。这个事实说明，美国已经有超半数的人认为，生命健康确实比任何财富都重要，人们宁可自己掏腰包而不愿意去有报销的医疗机构看病了。可见，医疗报销不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危险了。医院或医生，治病的本领极其有限，因此，医院能报销，也就是不管这病他们会不会治，你要想报销，就得去他们那里治。至于那里的治疗对你有利或有害，那他们(医疗经费管理机构)不管。
山雨欲来风满楼，现代医学界(主要的是制药公司)面临癌症“三把刀”骗局即将破产的窘境。药业帝国大财团对市场的敏感及其策划的深谋远虑总是高人一筹。不失其时，应运而生，艾滋病就被“发明”出来了！一些吸毒者、妓女、同性恋者不明原因地死亡，于是乎便成为这个新剧目的好素材。于是，这些人的死亡被市场医学利用了。吸食毒品或过分的性行为导致某些人极端衰弱，使某些微生物突破了体内微生态平衡得以逞其猖狂。西医的病理学家们就把它取名为艾滋病(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有了病名之后，首先就得找病因。于是，继而猜想为某种病毒感染，于是就编排了一出与癌症出台一样的老把戏。病理学家们就在病人的尸体上寻找病毒，经过一段时间后，宣布某种病毒被找到了。制药公司就很快研制成功抑制这病毒的药物，宣布它上市。
我们暂且就西医病理学理论加以考察，病毒是很难找到的，它们不仅微小，而且没任何标志，即使找到了，谁能确定它就是引发艾滋病的？没有任何根据，就不能下判断。这好比家里被贼偷了，贼钻入了人群，身上又没有赃物，你能知道哪个是贼吗？那么丁点儿大的小东西，在高倍显微镜下也只能勉强看得见而已，谁知道它就是发艾滋病的元凶？所以，即使发现了某个新的微生物，是不是艾滋病病因，还是绝难下判断的。实际上，从生命医学看来，所谓艾滋病，仅仅是病人生命信息极度衰弱，抗病能力极度低下的虚证（阴虚证或阳虚证）。即使在他们身上找到了某种微生物，也绝对不是艾滋病的原因，更不是什么“元凶”，而是病人所生虚证的一种结果表现。如果由中医来疗救，只要病人愿意配合，其实并不太难。科技部贾谦教授的报告里提到14路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案例，是以证明这一点。
病理学家们检查死亡者的病历，发现都有类似的症状，如疲惫、低热、盗汗、淋巴结肿大、口疮、口腔白斑、口唇单纯性疱疹等，而且，这些人不是性发泄过分，就是吸毒者，都属于自我毁灭类型的人。他们过分放纵，使自己生命力极度虚弱，而后得了上述的症状。这些症状说明患者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十分低下，医生对这些病人束手无策。过去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症的病人，与艾滋病死亡者所表现的病理基本上差不了多少，不过就是程度有些差异而已。
西医研究人员在研究病因时，患者的生命状态是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艾滋病死亡者，活着的时候身体已十分虚弱，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处于崩溃状态，死亡只是他们自组织能力的终止。至于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的自组织能力终止的谁也说不清楚。而西医的研究人员却总是强调死者被某种微生物感染。有了感染作为借口，就可以寻找感染之源微生物。其实，人这个生物体，何患找不到这种他们所预想的微生物呢？只要某研究人员说找到某种微生物了，就可以开始研制抗感染的药物的研究（这正是西方医学背后的司令官所期许的）。研究出来的药物的作用就是抑制（不是杀死）感染的微生物。于是，媒体们就展开鼓噪，为了不再使未感染者再受感染，已感染者就应该进行治疗。至于治疗会使他们受到损害，那是必须的牺牲，理所当然。理由十分充足！这是西方医学的一大特点。中医认为是本身虚弱，才会生病。那么让自己强健，有健康的身心，就不怕任何“感染”。西方医学强调感染不是目的，而是为制造对抗感染的药物做舆论广告，以拓展其药物市场。
现在西方的非主流医学的研究，都在证明中医理论的正确。例如，艾滋病最典型的表现是卡氏肺囊虫性肺炎。卡氏肺囊虫本就是隐密地生活在肺里的小生物。这些小生物为什么潜伏在此，现在还没有相关的研究，就像过去说白喉的发生，是白喉杆菌感染，说疖肿的发生是葡萄球菌感染。由于微生态的研究发现，白喉杆菌和葡萄球内原来就是人体中的长期居民，这才使得西方医学的那些病因研究者无话可说了。卡氏肺囊虫也是这样一类的小生物，也是人体生命的某种需要，才让它们居住的。至于它们引发了肺炎，很有可能是身体极端虚弱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体内环境起了变化，使它们不能再“安居乐业”，于是就造起反来。在这里，它们还地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绝非主动挑动挑战。问题的要害恰恰在于现代医学和西药财团始终不能也不敢正视人体生命这一主体课题。现代医学受限于其病理外因论学术方向而不能正视人体生命；西药财团受囿于其财命相连性经济利益而不敢正视医学原旨。
文章选自潘德孚老中医的“生命一道书本系列之一”《西医病理百年反思》，由我公众平台管理员编辑转载。
待续……
明天再会……
馨若淽兰与君同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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