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病理学科不寻常的春天。研究病毒以制之的需要，把它推向疫情防控的前台；政治局常委会上「加强病理学等基础医学研究」的指示，更进一步把它推向提升临床医疗水平的前台。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病理学科应有的地位。然而长期积累的发展欠账偿还起来绝非一时之功，被新医改方案只字未提遗忘了十年的病理学科如何才能勇挑重任？
以此为聚焦点，由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病理学专委会主委朱明华教授领衔发起，衡道医学新媒体独家支持的跨行业病理学科多元访谈，与临床领域、医学教育领域、行政管理领域及病理产业上下游的各界展开广泛对话，就中国病理学科发展的难点、痛点和难得机遇提出建言与畅想。
以此美芹之献，共期行业发展。
一直隐身于后台，默默支持临床医学发展的病理学，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一战成名」，为自己赢得了全社会更多的认知和了解。
尤其是在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当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加强病理学等基础医学研究，更好指导临床实践」。
要知道，在年众所瞩目的新医改方案中，并未提及与病理学相关的问题。11年后，病理学如何走入了决策视野？接下来，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空间？如何使病理学回归到它在推动临床医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应有的地位？
「春风已来，时不我待」。这是众多病理学界人士的共同心声。
病理纳入诊疗方案
3月3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下称「第七版」），其中的一大变化，是首次增加了「病理改变」一节：
按照大体观、镜下观分别对「肺脏、脾脏及肺门淋巴结、心脏和血管、肝脏和胆囊、肾脏、脑组织、肾上腺、食管、胃和肠管等器官」进行描述。以肺脏和免疫系统损害为主。其他脏器因基础病不同而不同，多为继发性损害。
中国病理学界唯一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医院病理科主任卞修武教授，领衔撰写了这部分内容。之所以能够得出上述结论，「第七版」称，是「根据目前有限的尸检和穿刺组织病理观察结果」。
所谓有限，是因为彼时只有5例系统解剖和7例穿刺。
病理学、影像学和检验学被称为推动临床医学发展的三大支柱，而病理学的建立是以尸体剖检（尸检）为基础的。
传统的人体病理学包括三方面内容：尸检、活检、细胞病理学检查，此外还有近年发展迅速的分子病理学。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病理学专委会主任委员、上海病理学会荣誉主委、著名病理学家朱明华教授表示，尸检病理的独特性在于它通过剖析器官和组织的病变，能够探究死亡的原因和机制。在流行病学史上，很多病因不明的流行病，特别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性的传染病，必须藉由尸检病理来探讨病理特点、死亡原因和发病机制，这对于控制疫情是不可或缺的。
早在年SARS期间，对死亡患者的尸检病理结果就为确定其病毒病因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治疗和防控策略调整做出了贡献。基于此，年《中华病理学杂志》创刊50周年之际，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院士题词称，「临床病理水平是衡量国家医疗质量的重要标志」。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早已发生，但直到年2月16日凌晨3时许，全国第1例新冠肺炎逝世患者遗体解剖，医院临时由一间负压手术室改造的解剖间内完成，并成功得到了新冠肺炎病理的初步组织病理形态学证据。
据媒体报道，从2月16日至2月24日期间，合计完成了11例遗体解剖，尸检的结果，为后续的临床治疗提供了病理学依据。
卞修武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介绍说，通过病理的观察，从肺的病变严重程度来讲，新冠肺炎的肺泡结构破坏和肺坏死程度比SARS要略微轻一些。但是，在肺外的器官，新冠肺炎造成的损害比SARS要略重一些，说明除了肺脏，肺外的很多器官尤其是免疫系统，受到了很大损害。
3月25日，医院病理科主任王朝夫研究团队在ResearchSquare平台以预印论文的形式公布了研究「AveolarMacrophageActivationandCytokineStorminthePathogenesisofSevereCOVID-19」，介绍了严重型新冠肺炎的病理解剖研究成果。卞修武院士为该项研究的共同通讯作者。
结果显示，引起新冠肺炎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严重的肺损伤导致呼吸衰竭及其他重要器官的功能衰竭。研究团队发现，肺泡内巨噬细胞的聚集、活化及小气道内黏液性分泌物潴留，是新冠肺炎与既往报道的SARS及MERS相比所特别之处。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是，表达ACE2的肺泡巨噬细胞成为新冠病毒感染的靶细胞。这一特点部分类似于嗜血细胞综合征（HLH）或巨细胞活化综合征（MAS）中「细胞因子风暴综合征」的病理生理改变。
于是，第七版诊疗方案中，新增了托珠单抗用于免疫治疗。借鉴托珠单抗在巨细胞活化综合征（MAS）中的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采用「托珠单抗」作为抑制剂，阻断新冠病毒感染诱发炎症风暴的关键细胞因子，有效地降低了炎症反应对病人肺组织和多器官的损伤。
尸检结果不仅为钟南山、李兰娟等一大批专家教授及其团队的抗疫策略和措施提供了直接证据与建议，而且，卞修武院士还通过视频讲课培训、临床病理讨论会等形式，医院、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医院医疗队）、医院等以及视频连线北京、医院共近20场次，为临床医护人员解惑释疑，共同探讨新冠肺炎的救治与防控。
3月20日，医院举行临床病理讨论会，卞修武院士为一线医护人员从病理学研究角度提出指导意见时就表示，病理是医学之本，没有病理学就没有现代医学，而病理人的工作就相当于是在探路，路两边怎么样，路怎么回事，都（可以）解剖清楚。
卞修武院士
尸检起步晚了
虽然病理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但不少病理学专家仍然表示，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病理实际上并未如外界所言，充分发挥了本该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个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尸检启动晚了。
如果发生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尸检应以尽早为原则，最理想的情况是在第一例死亡发生后，就立即进行尸检，以便明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医院病理科高级实验师、非公病理专委会秘书长倪灿荣说，对于重大新发传染病，特别是病因和发病机理未明的传染病，国内外相关法规都支持尸检。
但是，为什么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系统尸检直到2月16日才做了第一例？为何直到3月3日的第七版诊疗方案才出现病理的内容？
要知道，截至2月16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例，累计死亡病例例。截至3月3日24时，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例，累计死亡病例例。
相关专业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直以来，病理工作不太受重视。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中，最初的专家组名单中没有病理人，防控工作中在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病理人的声音，在具体的救治过程中病理方面也没有收集到完整的、系统的资料。
卞修武院士1月份通过全国政协委员「履职平台」等途径提出开展新冠肺炎尸检工作的建议方案，并被采纳。2月4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规范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死亡病例尸体解剖查验工作的通知》。
之后，卞修武院士团队成为最早获得指定机构资质开始微创尸检（多脏器穿刺）的团队（2月13日第1例），而且领衔完成了目前全球数量最多的新冠肺炎系统尸检和病理诊断。截止4月3日，疫情中卞修武院士团队共开展系统尸检27例和微创尸检（穿刺）13例。
不过，卞修武院士在接受《医师报》采访时也表示，本次疫情中的尸检工作和病理学研究，也暴露了我国病理学发展中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一些短板问题，例如对尸检条件、病理人才团队等病理学科建设和发展要素的重视不够等，特别是重大疾病防控中的病理工作的参与度和重要性亟待重视。
除了对病理的重视程度不够，解释尸检为何启动晚了，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符合进行甲类传染病尸检的P3等级病理尸检室的缺乏。
而这两点，折射的恰恰就是病理学在中国的现实。
朱明华教授说，全国P3级别的病理尸检室一共有2个，医院，是年SARS期间建的，后来因为维护开支比较大、使用频率不高就关掉了；另外一个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也就是此次上海集中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地方。年，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出现新亚型流感病毒H7N9型禽流感疫情，朱明华曾在这里做过禽流感尸检。
P3级别的病理尸检室缺乏，同样，医院设置常规病理尸检室的也不多。年SARS疫情后，上海由市政府财政拨款对三家定点医疗纠纷尸检单位的尸检室按照准P2等级的病理尸检室改建，分别在复旦医学院、医院。但类似上海这样由政府财政拨款支持病理尸检室改建的情况在全国并不多见。
硬件缺乏，学科不受重视，多种原因交叠，近年来我国尸检率不断下降。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朱明华教授就不断发文章呼吁重视尸检病理。
「现在的病理医生，会做尸检的还有多少人？」原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病理科主任张祥宏教授不无担忧地说。
媒体报道称，2月8日，卞修武院士到达武汉，成为军事医学专家组成员。由于武汉市没有符合要求的尸检室和配套设施，他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从全国各地紧急筹措，在移动手术方舱基础上，医院建了首个符合负压过滤的生物安全尸检方舱和病理研究室。「三天集成负压尸检方舱」、「两天建立红区病理科」、「两小时获批尸检机构资质」，高效的工作，使得尸检病理工作的开展进入更加安全、更加正规的快车道。
卞修武院士也表示，这次疫情警示我们，大型医疗机构和医学院校病理学科或相关学科应高标准设置尸检室，区域医疗中心应设置可以承担传染病尸检和病理样本处理的机构，医院病理科对尸检室环境的要求要提高，特别是要有负压系统，设置病理检测设备等。
朱明华教授则建议，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起码要做到在人口大省的省会城市及直辖市和中心城市，都应配建一个标准的兼具P2和P3级别的尸检室，并且做到长期维护、平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随时能用。
春天已来
无论如何，病理人终于走上了战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前线。
在业内人士看来，有两个标志性事件：
一是新冠肺炎死亡患者尸检工作启动；二是2月17日上午8时许，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新冠肺炎病因诊断专家组踏上征程。该专家组由国家卫健委委派，赴武汉开展新冠肺炎病理学和病因诊断研究工作。专家组由医院病理科主任王朝夫教授带队，于3月22日凯旋。
王朝夫主任团队逆行武汉（陈钧拍摄）
对于病理人的努力，国家卫健委已经给予了充分肯定。
《医师报》的报道称，国家卫健委总结指出，此次新冠肺炎尸体解剖与病理研究工作是长期以来我国传染病疫情中开展例数最多、研究最深入、效果最好的一次，为临床诊治和疫情防控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我国未来应对重大传染病和医疗救治提供了重要经验与技术支撑。
在《医师报》的报道中，卞修武院士还建议，下一步要建立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深入开展新冠肺炎病理学研究。在当前疫情肆虐全球的形势下，应该加强尸检病理发现的总结交流工作。他还建议成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理学专家委员会」，进一步总结和推动形成新冠肺炎病理学国际共识和诊断指南。
朱明华教授尤其感慨于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加强病理学等基础医学研究，更好指导临床实践」。他说，在如此高级别的会议上，强调一个学科的发展，这在他40多年的病理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
也因此，包括朱明华教授在内的病理界人士都表示，这是病理行业发展的千载难逢的契机。
国家卫健委病理质控中心主任，原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陈杰教授说，从整个医疗行业来说，病理是不可替代的，没有病理连基本治疗方案都很难制定，更别提精准医疗了。
「以前我们在后台，做无名英雄，社会上了解病理的不多，但现在，病理已经逐步被推到前台了。」陈杰教授说。
为了更好地推动病理走向前台，朱明华教授正在组织多元访谈，希望综合行业专家和跨行业专家的建言，就中国病理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难点和痛点提出建言，提交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总会，并期望通过总会提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推动学科的发展。
「建言内容将包括五方面：一是呼吁各病理学学会、协会组织专家研究制定病理学科发展的近期计划和远期规划；二是理顺病理学科的学科归属（在教育部和卫健委的学科列表中都应该是独立的二级学科）；医院病理科不应该是辅助科室或医技科室；四是加强人才培养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五是解决临床病理诊断收费不合理现象等。」朱明华教授说。
本推荐文章
热点文章
